与创新脱节的美国制造业美国是西方科技创新的代表性标本，《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揭示了在市场以外，美国科技创新的推手来自政府，尤其是国防部门支持的，也指出了美国的短板是制造业与创新体系结合不够紧密。

　　技术开发是高风险和长期的，需要长期视野和持续资本投入，这对于民营经济体来说，很难做到。政府的支持，特别是来自国防部门的支持，对美国的技术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实际是从18世纪就开始了。为此作者列举了美国政府支持轧棉机商人伊莱惠特尼研究批量制造滑膛枪，美国陆军购买莱特兄弟飞行器等。

　　美国政府有两个创新支持体系：一种是只对研究进行投入，称为管道模式，政府支持包括初始市场创建的每个阶段，称为延伸管道模式。作者指出美方用后一种模式在20世纪下半叶掀起了包括核电、航天、计算机和互联网在内的一系列世界创新浪潮。

　　其后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演变出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典型模式，即跨行业大学政府的制造创新组织模式。以半导体行业为例，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发现一小批计算机公司在提高晶体管芯片的密度，随即启动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支持开发了简单的设计原则和“硅代工”模式。之后启动MOSIS项目激发了芯片设计的巨大创造力，资助了大量实验。在半导体行业面对来自日本的挑战时，该部门在5年里供资助半导体联盟50亿美元。

　　这种围绕技术挑战组织起来的成本分担的产业-政府-大盟合作被视为先进制造业的标志性模式，对于经济复苏和产业转型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说，信息技术的背后推动者和支持者就是美国国防部门。洛斯阿莫斯国家实验室购买了第一台克雷超高速计算机，克雷的杰出发明当时只有5个客户都是政府部门。美国国防部门甚至引导了个人计算机初期的技术研发，而众所周知的是，互联网的雏形就是军方资助的多所美国大学参与设计的ARPA网络。《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的作者威廉姆邦维利安和彼得辛格认为，政府对研究到实现的每个阶段的支持都具有潜在重要性，同时指出美国创新体系忽略了对制造业的关注。美国制造业追求的是却渐进式创新，强调对产品和技术的工程改进。而美国政府支持的择时突破性技术和产品创新，更加注重大学的研究能力。这两个体系之间存在联系不紧密甚至脱节问题，导致技术创新在美国，而创新的产品却可能发生在国外。

　　全球化使得一些产业的企业可以把生产和研发设计分离，这些分布式企业可以“在这里创新，在那里生产”。比如波音公司的飞机，大部分组件都在全球各地生产，但是本体组装往往在美国。更奇特的例子是苹果公司，其产品生产其实全部都在亚洲。大多数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并非“美国制造”，包括iPhone，72%的国内需求需要通过进口满足。美国只有生产资料、能源设备和复杂制药等行业主要在本土生产。更糟糕的是，随着生产环节的外迁，研发和设计可能不得不也跟随生产外迁，因为有些研发设计和生产必须紧密相连。“在那里生产，在那里创新”比“在这里创新，在那里生产”更具颠覆性，美国的创新投资无法获得全部经济收益。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高级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塔塞指出，美国联邦研发投资额占GDP比例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而产业研发金额占比在增长，但是增长趋于平缓。这是因为美国制造企业的境外研发投资增长是境内研发支出的3倍，并且转向了更为短期的发展目标。换言之，美国企业退出了突破性创新的投资，更多关注短期渐进性技术进步。

　　美国历史上60%以上的经济增长来自技术和相关创新，作为创新的主要实施阶段，制造是创新系统的关键要素。但是美国近年来减少了国家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投入，而这个空缺并不能由更关注短期目标和渐进技术进步的企业来填补。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不仅生产制造环节在外迁，企业研发设计也在外迁，这样不仅造成了生产/消费结构性失衡，更将影响其长期竞争力。

　　美国通过信息技术成功摆脱了日本和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制造业竞争，但是随着创新浪潮在21世纪前十年逐渐减弱，2011年美国制造业净产值占全球总产值的比例在2011年被中国超越。

　　巴里林恩（BarryLynn）认为美国制造业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汉密尔顿时期到1945年，制造业追求国家自力更生，这个阶段直到二战结束才基本完成。冷战期间，美国的战略是经济上扶持盟友的互依体系。从1993年开始，克林顿领导下开始了第三个时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欲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以确保和平，对制造业采取彻底的自由放任。在这段期间，中国在制造业中采取了流程创新，从2000年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5.7%上升到2011年的19.8%，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2000年美国制成品出口额是中国出口额的3倍，2016年中国全球制成品出口额已经超过了美国。《先进制造》的作者认为美国制造业2000年开始经历了一个毁灭性十年，在就业、投资、产出和生产率等方面都出现了衰退。所有制造业部门都出现了失业现象，纺织业和家具业受到负面影响最大，分别损失了70%和50%的工作岗位。制造业固定投资增速最低，19个工业部门中有15个出现了投资下降。2000-2013年约有64000家制造业工厂关闭，此后只有少量得到恢复。2000-2007年，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年增长率只有0.5%，2007-2014年增长率为零。计算机生产大量转移到海外，就业人数下降了43%，同样，能源业的统计数据也存在夸大。劳动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尽管1989-2000年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年均增长4.1%，但在2007-2014年间却下降到年均增长1.7%。美国学者将这个结果总结为：美国制造业被掏空。而某些经济学家甚至将其明确归咎为中国的刻意的战略行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提出一个观点：“如果中国提高生产率和生产效率，加上低工资优势，就可以通过其生产率优势获得先前属于美国的一些比较优势。”换言之，中国从低端的比较优势起步，通过渐进式技术进步和低成本打造竞争优势，逐步上升到了获取更高级的比较优势地位。中国正在推行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创新以获取竞争优势，这是比较优势理论的成功应用案例乐鱼官网入口网页版。同样信奉李嘉图和自由贸易理论的美国，却碰到了意料之外的问题。根据李嘉图的分析，在自由贸易中从来没有永远的失业。而美国虽然以创新能力为基础建立了比较优势，却发现“创新优势不一定是永恒的”，当其他国家建立起自己的创新体系之后，也可以获得创新优势。

　　其他经济学家进一步验证了萨缪尔森的担忧,通过研究被中国产品占领的美国市场，发现失业率上升和工资下降是普遍现象，不仅制造业，相关服务行业也受到了影响。贸易带来的收益增加被应对失业、健保、食品券等转移支付抵消了，而这些投入都是补偿性的，并不能成为生产性投资。他们发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大量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岗位转移到了中国。从1999年到2011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使美国就业岗位减少了240万个，其中约98.5万个是制造业岗位，占了当期总损失580万个制造业岗位的很例。贸易就业岗位的增长无法抵消这个冲击。同时，低技能工人的生活持续恶化，很少人能够通过转行或迁移改变处境，大多数人承受着长期失业和低端工作。经济调整造成了巨大社会摩擦成本，并没有被理论经济学家计算进去。这些受到影响的地区的调整恢复速度十分缓慢，预计这种影响可能延伸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也发现，“全球化会伤害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结果是“美国经济的收入和就业差距越来越大。”正如制造业就业是二战后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进入中产阶级的关键，制造业工作机会的丧失也称为美国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十年中实际收入下降的主要因素。

　　过去许多美国经济学家鼓吹应放弃低端制造业，用领先创新体系中出现的高附加值产品的成功来补偿损失。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先进材料、ICT、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存储、半导体等产业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转移，而且这些领域的下一代技术都面临迫近的转移压力。这解释了美国自2002年以来每年都出现高达1000亿美元的先进技术产品贸易赤字。特朗普的当选与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和蓝领阶层对经济现状的强烈不满正是与此相关的。